各位专家同仁，请认真阅读台湾中研院著名院士王汎森先生的文章。如何做学问，如何使自己的智慧、心血、建树真正具有最大社会效用与学术价值，相信这篇文章会给你深刻的启示与教益。“首先做正确的事，其次，正确地做事”，德鲁克的这句名言，当时时在耳。审视自己的学识研究方向，是要“做正确的事”，在确定了终身为之努力的课题、方向、事业之后，如何“正确地做事”便成为关键。这是重要的方法论，绝不可在碌碌的事务堆中，忘却随时校正“方向”与“方法”。
在新的一年开首，衷心希望我们学会的每位专家有新的擢升，使学会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使我们的学术与研究成果为国家现代化和物流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单元庄谨致
政务官是规划或开辟一片花园的人，事务官中有的只是在花团锦簇的园子旁加种几棵小花。
学术事业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
章太炎讲《清代学术之系统》时，说：“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震）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可惜他未进一步申论其义。
从一般辞书中可以查到，“政务官”之定义为“凡须经政治会议议决任命之官吏”；承政务官之指挥，执行事务者为事务官，如常务次长以下官吏皆是。政务官由政务任命，依例尽量不从事务官僚系统升上来。以我对台湾政情的了解，过去几十年一直有改革之士提倡严格区别事务官与政务官。也就是说，不鼓励常务次长先晋升为政务次长，然后升为部长。
坚持作这个区分的人认为：事务官是官僚机构中执行业务的主要力量、稳定力量，政务官由于不是由官僚内部逐级而上，往往是由政治家、学者、事业家来担任，所以可以避免窄狭饾饤之见，视野比较宽阔，具有与各部会沟通及关照整个社会、国家的需求与动向的优点。而且因为他们不是常任文官，所以可以随时为政策负责下台。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政务官更换频繁──更换内阁时可能下台，政策执行有闪失时可能下台，舆论不满时也可能下台，而下去之后又没有过去党国体制的重重照顾，因此，又有“高级打工”之称。
本文的用意其实不是为了厘清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别，而是要借此说明学术工作中的两种角色。
章太炎心目中的“学术政务官”，是要开启一个学术领域、一个学派、一种研究方向，提出一个学术框架，提出一种看待事物或思考的方式，阐明一种方法论，或提出有潜力的问题等，不一而足。然后有许多人跟着做进一步探索的工作，不管是逐步充实内容，或是在个别问题上做辨正或推翻的工作，而正反两面、各色各样的工作，都大致盘旋于同一个范畴逻辑之中，所以属于该政务官所治理的范围。故政务官不是解决了所有大小问题的人，从来也没听说过各部会的政务官亲身参与了该部会全部的工作。政务官制定政策、指示方向，至于事务官，也有官阶大小之分，小的或许帮忙解决一个问题，或用某一种地域性的材料验证一个理论之可行性，但是事务官也可能解决一个领域中非常具体的、大规模的、重要的工作。所以政务官是规划或开辟一片花园的人，事务官中有人做比较重要的工作，种植了大片的花草，有的只是在花团锦簇的园子旁加种几棵小花。
仅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传讯理论（Signalling System）为例，1960年代盖瑞·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写了Human Capital一书，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人力的提升及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很快就有另外的经济学家提出“传讯理论”，并不一定真的是高学历的人就有高本事，认为学历的高低只是用来“传讯”他的本事的大小而已。“传讯理论”是由 “信息不对称”理论推出的，此后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事务官）在这片花园上劳作，有的从公司征求人才来讨论“传讯理论”，有的从其他主题来验证这个理论，以至于“传讯理论”花繁叶茂、蔚为大国，它的开启者（政务官）获得了诺贝尔奖，而这里面最了不得的事务官，也与原创人合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在清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戴震、阮元当然是政务官，他们开启了许许多多新的方向或题目，许多人跟着他们做各种工作；在民国史学家中，陈寅恪是中古史的政务官，许许多多人在他的工作下面从事扩充、增建、修正的工作；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是政务官，他提出 “唐宋变革”，而过去几十年乃至今天，大大小小与“唐宋变革”有关的著作，有许多是事务官的工作。
那么，学者应该走哪一条路？我觉得应该两者互补，而且这两种发展都不能偏废。不管是过度在一枝一节上斤斤计较，或只沉迷于空泛无当的大论，都不是健康而有生机的路。从2014年10月间公布的诺贝尔奖看，得奖的模式与过去历届非常相像，他们大多是“政务官”，或是“政务官”搭配着贡献最大的“事务官”，就像2014年的医学奖，是由数十年前开启大脑内部定位系统研究的英国学者John O’Keefe领头，配以最近一二十年有重大推进之功的学生May‐Britt Moser及Edvard I. Moser夫妇，前一位是花园的开创者，后两位是植下大片花木、使得这个园子为世人所惊艳的人。缺少其中任何一端，这个领域都不可能得奖。不过，从现在华人学术界的整体发展看，这个天平的两端似乎有偏倚的现象，而且偏倚的情形还蛮严重，所以章太炎百年之前的说法，今天仍有参考的价值。
